【42】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物权编二审稿第18条[vii]规定虚假登记的赔偿顺位是虚假申请人、登记机构，分别对应的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归责原则分别是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总体来看是补充责任的法律构造。从德国法来看，本条的规定为立法者也设置了控制阀，以阻却立法者制定一些有欠考虑的征收立法。

近代所有权之保障，不是由所有人各依实力为之，而是依权力与设机关以保护之。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viii] 围绕焦作三间房屋的所有权，当事人分别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级法院、二十余份裁判文书，时间持续十多年。这些要体现在民法典的条文中。[x] 李洪雷：《规制法理学的初步建构》，载［美］凯斯.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4页。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民法、行政法、刑法是学理上的划分，物权制度乃至民法典都是国家治理的工具，真正的法律事务或者社会纠纷往往不是单纯的民法、行政法、刑法能够解决的，国家治理之要义在于及时妥善解决现实问题。（一）私法和公法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不少私法制度依靠公法才得以落实。（三）宪法的区域化与和平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意识高涨，违背国家、民族自主自决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

1981年通过的《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是目前唯一的专门规定和平与安全权的国际公约，对于促进非洲国家民族问题的解决、政治社会的稳定以及推动区域人权与民族权保护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摘要:  从宪法与战争的历史来看，早期宪法主要强调对国内和平秩序的维护，具有很强的地域属性，因此无法完全避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宪法是历史与时代发展的产物，反映着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与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则，也寄托着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通过宪法共识寻求和平与幸福生活的期待。为维护世界和平，联邦可以成为共同集体安全制度的一部分

第二，个人是否可以成为政府购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体？就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效果而言，对于符合条件的个人不应该拒之门外。第二，妇联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在联系妇女儿童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其与家庭教育也存在紧密关系。

目前地方立法层面已经逐步注意到了上述各方面问题，但是由于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不够精细，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可能会流于形式。本条款值得反思的问题有：第一，政府是否可以将家庭教育指导的事项全部交由第三方来完成？从政府责任的履行来看，显然不是所有事项都可以的。家庭教育能力实际上是家庭教育权的效果表征形式，如果仅仅只是保障家庭教育权，而不看重家庭教育权的效果，仍然达不到通过家庭教育立法最终实现教育平等的初衷。我们认为，凡是有助于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都应该纳入进来。

其一，家长学校是法人吗？家长学校如果侵犯了父母权利或者家长的其他财产（或者人身）权利，父母能直接将家长学校起诉到法院吗？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首先涉及到举办家长学校的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是名办还是公办的问题。最近有学者指出，家庭教育这个词汇是比附教育的概念提出来的，可能是不适当的，正确的概念应该是家庭教养。如果父母明确表示不需要国家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结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对于第一类家庭，政府应该接受。在涉及行政方面的纠纷时，归属行政法判定。

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三）完善主管家庭教育的政府组织和程序 家庭教育涉及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多个部门，以及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多个相关组织。

这是因为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36号）规定的精神，困境儿童是当前实现儿童共同发展的最大阻力，因而改善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在家庭教育政府投入条件相对有限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规定在现实中却遭遇了重大瓶颈，因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妇联是人民团体，都不是行政主体，不享有执法权。

一方面，家庭教育服务市场需要培育壮大，应该按照国务院放管服精神，减少许可，扩大备案登记制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服务涉及儿童健康成长，更需要政府规制，因而如何在市场和规制中取得平衡是一个难点。对于政府的这种责任，可以借助于德国法或者欧盟法上的辅助性原则来了解，即家庭首先要对家庭教育负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政府义务。通过对18万余名学生和3万余名班主任的第一手调查后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发现，如何正确地进行家庭教育，对很多家庭来说还是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挖掘家庭教育服务的潜力可以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这就要求在明晰家庭教育主管机关的基础上，明确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范围、方式方法、效果、监督和评价以及指导不当产生的侵权责任赔偿等事项。从调查数据来看，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的管理者队伍的学历层次令人担忧。

（一）政府为什么要对家庭教育承担责任？ 长久以来，在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法律父爱主义的传统。[16]除此之外，市面上出版的有关家庭教育的书籍更有不少误导性。

通过舆论引导，正确教导公众识别各种假冒的育儿经。那么家庭权中是否包含家庭教育权呢？如果家庭权包含家庭教育权，那么其主体应该是同一的，即家庭权和家庭教育权的主体都是家庭。

（7）在父母或者承担父母角色的监护人不能承担父母责任时代为行使国家亲权。2019年8月公布的《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使用的是政府主导。

其二，规定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是采用分散式还是集中式？目前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多采用集中式，即用一个章节的幅度将政府责任的内容全部规定下来。从类型上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包括针对一般家庭的服务和针对特殊家庭的精准服务。[11]考虑到家长学校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家长学校不可能是法人。既然家庭权中不包含家庭教育权，那么家庭教育权是否存在？因为证明家庭教育权的存在是论证政府对家庭教育承担责任的重要基础。

在中央层面没有进行体制调整的前提下，地方性立法也不可能作出变革。通常人权的主体是个人，但是否能扩展到家庭，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

可见，按照亲子关系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为了保障儿童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不能替代父母去完成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任务。目前我国实践层面更多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由民政机关作为原告进行起诉，这会导致司法审查标准过低，可能会过度剥夺父母的监护权。

不管如何，部分共识已经达成，即在家庭教育中，家庭承担主体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政府承担补充责任。第三类是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太好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不太高。

在现阶段，国家还无力承担这样庞大的成本，所以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或者承担父母职能的监护人承担主体责任，政府承担补充责任。为此，中央层面在对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进行立法表达时，应该按照社会治理的要求，通过顶层设计、全盘推进，推动制度性创新破解制约政府责任如何落实的难题，从而起到保障家庭教育权、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和促进儿童社会化顺利进行的功效。[2] 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6(1):47-48. [3] 张燕玲.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4):141-149. [4] 叶强.论国家对家庭教育的介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8-50. [5] 廖建东.家庭教育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4. [6] 叶强.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家庭教育权[J].财经法学，2018(2):75-94． [7] 吴旻,刘争光,梁丽婵.亲子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5-60. [8] Christopher Spera,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ng Practices, 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 School Achievement[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2005,17(2):125–146. [9] (美) 詹姆斯·S. 科尔曼.科尔曼报告.教育机会公平（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5-29. [10] 刘利民.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边界[J].中国教育学刊,2017(7):43-47. [11] 彭虹斌.作为政府下属机构的公立中小学法律地位研究[A].劳凯声,余雅风.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2辑）[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34. [12] 张跃国,尹涛.广州社会发展报告（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53-54. [13] 卜素.论基本权利的程序保障功能[J].法政法丛,2015(5):137-143. [14] 张焕笛,苏玉成.我国家庭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J].基础教育研究,2018(11):69-72. [15] 辛斐斐,范跃进.政府购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价值、难题与路径选择[J].中国教育学刊,2017(11):18-23. [16] 中国儿童中心.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77-81. [17] (美)朱迪斯·哈里斯.教养的迷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407-422. [18] 张皓辰,秦雪征.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J].财经研究,2019(2):46-56. [19] 李彦章.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1):106-108. [20] 雷万鹏,向蓉.留守儿童学习适应性与家庭教育决策合理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174-181. [21] LaShanda Taylor Adams, (Re-)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Interest: Lehr v. Robertson and the Terminated Parent[J]. Kansas Journal of Law Pubic Policy,2015, 25(1):32. [22] 陈建翔.家庭教育的上空应当设禁飞区——兼论家庭教育概念的内在悖论[J].少年儿童研究,2019(8):63-67. 作者简介：叶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2018年3月为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需要，全国人大设立了社会建设委员会，专门就社会发展问题提交议案、法律草案，开展有关调查研究，开展有关执法检查等。

例如目前学术界对于公立中小学是否具有法人地位，是私法人还是公法人都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公立中小学在涉及民事纠纷时归属民法管理。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教育服务的市场主要聚焦于学前儿童，因为0-6岁是儿童的成长关键期，最受家庭关注。

[5]可见，家庭教育是由人来实施的活动，于是家庭教育权的主体也应该是个人。例如《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第18条第1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选择相关社会组织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从这七部地方性法规（包括草案）可以看到，一方面，立法者认识到了政府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发挥作用。在已经出台的六部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中，通常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作为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负责单位，由教育部门、妇女联合会（妇联）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